山东曹县人班汉杰,成功引起了大清皇帝康熙对自己被抢劫一案的关注。
康熙五十年(1711年)二月,他连续两次在康熙出巡期间,拦住皇帝的车马叩阍(告御状)。
放在偌大的帝国背景下,班汉杰的案件实在微不足道。两年前,他曾向湖广总督、巡抚控告,说自己在河南做贸易,遭到陈四为首的流动杂技班子的抢劫,夺走了他的货物和衣服。地方经过审理,认定陈四并未抢劫班汉杰。班汉杰不满这个判决结果,进京叩阍。
康熙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案件。
他了解了案件详情后,忧心忡忡地命令刑部重审。
重审的结果是,陈四因“鸠党抢夺”被判斩立决,他的杂技班子中有70余人遭流放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湖广总督、巡抚、云贵总督、陕西巡抚等多名封疆大吏因“纵容滋蔓”“溺职”等罪名遭到降职查办。
一起小小的抢劫案件,为何会最终造成一人处死,数十人流放,并终结了多名封疆大吏的政治前途呢?
说起来,仅仅是因为这起案件戳中了康熙的梦魇。
康熙在命令刑部重审的批示中说:
陈四等人如果真是饥荒导致的流民,到有良田的地方就应该停下来,安家耕种,瞻养妻子,为什么又乘骡马,手执刀枪等器械绕行各省?
像这样十百成群、越界远行的队伍,地方督抚并不上奏,不知是何居心?
况且,如此多人流荡数年,每日需要许多口粮和喂马草料,都从何处取来?
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流民?
接着,他最忌讳的那个人名,在他笔下出现了:
前有伪朱三太子,曾被大户人家迎入,供其酒食,众所周知……
以前有伪朱三太子事件,许多人都知道,一些富豪大户还把他迎至家中,给他好吃好喝,此等事情朕都知道。
康熙在班汉杰、陈四的案子上大做文章,要求刑部重判,压根儿不是想为被洗劫的商民伸张正义,而是100多人的聚众规模,又乘骡马、持刀枪越界远行,让他不由得不怀疑这背后或许存在一股潜在的谋反力量——类似于数十年来,帝国内部不断涌现的“朱三太子案”?
他在位已经五十年,被“朱三太子”的梦魇折磨得太久了。
▲康熙的政治梦魇之一,是“朱三太子”无处不在
据《明史》记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共有7个儿子,分别为:第一子朱慈烺,第二子怀隐王朱慈烜,第三子定王朱慈炯,第四子永王朱慈炤,第五子悼灵王朱慈焕,第六子悼怀王,以及皇七子。
这个名单和排行,跟其他史书的记载有出入。在另外一些史书中,第三子定王的名字为朱慈灿,第四子永王的名字为朱慈焕。
虽然是乱世中的末代皇子,但史书对他们的记载这么漫不经心,前后抵牾,连名字都写不清楚,这当中一定有蹊跷。要知道,历史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当权者想告诉世人什么东西,想掩盖什么东西,都会在其掌控的史书中得到体现。
在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朱慈焕究竟是崇祯第四子还是早夭的第五子,涉及到康熙年间一宗谋反案的定罪问题,因此他的身份认定尤其重要。清朝官修史书《明史》把朱慈焕记为第五子,貌似无心之举,其实用意颇深。我将在后面具体阐释这个问题。
无论官修还是私修史书,它们一致表述的是,崇祯的7个儿子中,第二子、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均早夭。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前夜,崇祯的身边只剩太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朱慈灿)、四子朱慈炤(朱慈焕)。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自缢煤山之前,曾召唤三个儿子,命令他们改穿旧衣服,随后语重心长地说:“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
停了许久,又说了一句:“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
三个皇子乔装打扮后,被送出宫,他们以后的行踪,外人难以得知。
据说,护送太监将三个皇子献给李自成邀赏。李自成把这三个皇子当作收拾人心的重要筹码,遂封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其他两个皇子也被封为公爵。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征吴三桂,随军带上了吴三桂的父亲,以及三个皇子,作为要挟吴三桂的人质,但未能如愿。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惨败,退出北京西走。在这个过程中,三个皇子被大顺军裹挟着撤退,随后不知所踪。
▲崇祯上吊后,他的儿子们作为象征继续影响历史
几个月后,北京城中,一个落魄少年叩响了明朝最后一任国丈周奎家的大门。
崇祯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在外祖父周奎家里,与少年相见之后,掩面而泣。史书记载,周奎也给少年“跪献酒食”。他认定这个少年正是自己的外孙、太子朱慈烺。
但很快,周奎就说这个太子是假冒的,并上报帝国的新主人——清廷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下令辨别太子真假,找来明朝贵妃袁氏和东宫太监一帮人辨认,都说这个太子是假的。但有几名内监坚持说是真的,结果这些说太子为真的人都被处死。御史赵开心在上疏中说了一句“太子若存,明朝之幸”,被清廷认为是留恋故明的流露,差点遭处死。
在杀了一拨人之后,所有人都指认太子是假冒的。
随后,这个被清廷认定为“伪太子”的人遭到处斩。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摄政王多尔衮公开表示:“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但实际上,那些指认太子为真的人都遭惩处,而那些指认太子为假的人都得到奖赏。
太子的外祖父周奎的态度前后变化,颇为可疑。当代史学家何修龄通过查阅顺治元年清廷的赏赐记录发现,明朝投降清廷的外戚不少,但独有周奎得到“缎百匹、银百两”的重赏,推测唯一的可能是周奎在出卖、举报和指认“伪太子”一案中立功了。
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此案中的太子其实是真的。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论证指出,此案中被处死的所谓“伪太子”实为真太子,而被喊来证明太子为假的袁贵妃,其实才是冒牌货。
真真假假,成为明清易代之际一个重要的斗争工具。
在北京的“太子案”刚刚平息之后,位于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又冒出来一个自称是朱慈烺的太子。
弘光帝朱由崧听闻消息十分紧张,对辅佐他的马士英说:“朕将何以自处?卿等细细查辨。”潜台词很明显,如果此人真是太子朱慈烺,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坐这个位子?
马士英心领神会,立马组织了一帮人对少年辨别真伪。
据说少年举止傲慢,众人不敢轻下定论,最后,被激怒的大学士王铎说了一个“假”字后拂袖而去。马士英等人于是拍板,一致认定此人为“伪太子”。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这个少年招供称,自己本名叫王之明,是万历朝一个驸马的侄孙,乱世中突发奇想,假冒太子之名来求取富贵。
朱由崧松了一口气,赶紧命人将审讯记录颁行天下,以正视听。
无奈,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情背后牵涉政治阴谋时,真伪的认定就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尽管弘光朝宣布这是个“伪太子”,但反对者也可以站出来声称朱由崧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故意以真为假。
在武昌拥兵自重的左良玉此时借口救护太子,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出兵准备攻入南京。马士英将原本在东线防御清军的部队西调,去打左良玉。这场致命的内讧很快终结了弘光朝这个短命小朝廷。南下清军在东线防务空虚的情况下,轻而易举渡江攻破南京。
由于弘光朝的内讧是由“南太子案”引起的,当时有史学家指出,这个叫王之明的“伪太子”其实是清廷派出来的间谍,“借以蛊惑人心”,让南明政权“同室互斗”。不过,这一说法无法证实。
有意思的是,攻破南京城后,清军主帅多铎命人将关在狱中的王之明释放,毕恭毕敬地迎接、让座,并对南明降臣说:“此真太子也。”
此时此刻,多铎是南京城内的老大。他说太子是真,就是真,没人敢质疑和反对。
据说,多铎还将朱由崧所选的妃子,赐给了所谓的“真太子”王之明。
正如我前面所说,太子的真假,全由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决定。多铎认为,树立一个“真太子”可以安定新归附的江南地区,所以就认定王之明是太子朱慈烺。等到江南的秩序稳定下来,这个“真太子”遂遭到冷落。
清廷最终仍以假冒前朝太子之名,匆匆将其处死。
▲真假太子案成为清军攻下江南的一个工具
南、北两起“太子案”终结后,历史上再无关于太子朱慈烺的任何消息。但是,崇祯剩下的两个皇子——三皇子和四皇子,尤其是三皇子,开始以影子的形式频繁活跃在反清复明的舞台上。
这就是所谓的“朱三太子”——清朝入关七八十年间,一个最神秘的政治敌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顺治至雍正中期,帝国内部打着“朱三太子”之名起义、谋反或行骗的事件,至少发生了20起。其中最大的几起,都发生在康熙朝,这正是康熙对陈四一类的群体流民十分敏感和厌恶的原因,搞不好这又是一起“朱三太子”式的谋乱。康熙对“朱三太子”的记忆太深刻了,他曾说,在他在位期间,“匪类称朱三者甚多”。
随着明亡的年月越来越远,民间对崇祯之子的排序和名号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起事者自称“朱三太子”,有时候指的是皇三子,但大多时候指的其实是皇四子。他们给“朱三太子”安的名字也千奇百怪,都是叫朱慈?/span>,但几乎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有的叫朱慈璊,有的叫朱慈英,靠谱一点的,叫朱慈炯、朱慈焯、朱慈焕、朱慈焞等等,这些至少知道明朝皇室子孙起名都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做偏旁,崇祯的儿子轮到用“火”字旁。
顺治十三年(1656年),直隶真定出现了一个自称是“朱三太子”的人,他说自己叫朱慈焞。这个“朱三太子”亦欲举事抗清,先搞庙会集资,香客按照未来明朝光复后的官职捐献相应价码的香火钱。结果,两个捐了未来七品县令的人因为争抢道路大打出手,把整个反清复明的大计划捅到了官府。自称朱慈焞的“朱三太子”随后被处死。
类似事件在顺治朝发生多起,但相比当时的南明政权,这些“朱三太子事件”给清朝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康熙继位后,除了台湾的郑氏集团坚持抗清之外,清廷基本实现了对明朝疆域的全面征服,此后,以“朱三太子”为旗号反清复明的事件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扬言要在明年元旦把朱三太子推上帝位。
一个月后,消息传至北京,汉人杨起隆伪称自己就是“朱三太子”,并组织了千人规模的八旗汉人奴仆起义队伍,起义者自称“中兴官兵”,建年号“广德”,以头裹白布、身束红带为标志,约定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时分在“京城内外,放火举事”。因消息走漏,杨起隆提前一天仓促起事。
康熙获悉这起发生在天子脚下的“朱三太子事件”,极为震惊,命令关闭京师九门,缉拿起义者。史书记载,“获贼既多,斩头无地,以车满载出九门斩之,尸积如山,如是者八日”。
杨起隆随后成为仅次于三藩之乱首领人物的特级通缉犯,康熙一刻也不放松对他的缉捕。大约七年后,陕西汉中缉拿了一个自称“朱三太子”的人,又称自己就是杨起隆。康熙却认定,此人既不是朱三太子,也不是杨起隆,仅是杨起隆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逃犯,后来托名造反而已。又过了两年,康熙还不忘提醒帝国官员,别忘了缉拿杨起隆的事。可见这个伪“朱三太子”在康熙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康熙十六年(1677年),福建漳州人蔡寅自称“朱三太子”,组织“白头军”抗清。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在湖南新化县一座寺庙内俘获了一个自称“明朝太子朱慈灿”的人。此人自述曾随李自成败军离京,后在河南出家为僧,流落江西、湖广20余年,因病还俗。康熙为此专门询问过明朝的老太监,最后含糊地认定“大约是假”,并将其处死。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大小小的“朱三太子事件”,康熙一概十分关注,并亲自介入。真正的“朱三太子”或许从未现身,但已经在帝国的统治者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影视剧中的杨起隆,一个自称“朱三太子”的人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个可能是真正的“朱三太子”被捕了。
事情源于浙江的一起反清复明起义。张念一以“朱三太子”的名义起事,建年号“大明天德”,扬言“朱三太子要复中原”。起义失败后,张念一被捕,清廷在审讯中获悉一个可能是真正的“朱三太子”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于是,一张缉捕之网悄然张开。
大约两个月后,山东巡抚报告,在境内缉获了“朱三太子”。被捕后,“朱三太子”供称,他已改名王士元,“原姓朱,是明朝后裔,排行第四,叫慈焕,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三哥哥同岁,自十岁上就离开了”。
据其供述,当年,李自成大顺军自北京败退后,朱慈焕流落到安徽凤阳,偶遇一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收养了他,并为他改名王士元,随其子弟读书。朱慈焕十九岁时,王家突遭变故,朱慈焕再度流落江湖,几年后,他娶了胡姓女子为妻,落户浙江余姚,在家开设私塾,人称“王老先生”。
朱慈焕曾向密友透露过他非同寻常的身份,消息由此传开来。张念一等人得知后,遂拥戴这个“朱三太子”反清,这让朱慈焕很害怕,从起义一开始就四处躲藏。期间,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人因官府通缉而上吊,三个儿子也被捕。他本人被捕后供述:“我从没有非分之想。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劝不住他们,所以躲到山东,苟延残喘而已。”
在康熙的授意下,清廷对这个“朱三太子”的审讯规格定得非常高。朱慈焕祖孙三代七人被押解到京城,由九卿会审。
当时,朱慈焕已经75岁高龄,他对主审官员说:“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军器,吾曾有一此乎?”
刑部认定他未参与谋反之事,但又下定论说:“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
然而,最终的定罪,却与谋不谋反无关。
几名大学士在联合审讯后,由张廷玉结案上奏说:“王士元自认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老太监,俱不认识。王士元明系假冒,其父子俱应凌迟处死。”
康熙要朱慈焕死,底下人自然明白怎么操作——假冒前朝皇子,这个罪名既能让清廷摆脱严苛无情的骂名,又能让不管真真假假的帝国潜在敌人消弭于无形。正如孟森所说:“以前朝皇子非罪名,务令以假冒为罪。”真是前朝皇子,那是没罪的,按清廷宣称的政策还必须优待,所以一定要说他是假冒前朝皇子,这样才能定罪。
就这样,75岁的朱慈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儿孙也被杀。整个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无一幸存。
后来,清廷在修《明史》的时候,为了掩盖被杀的朱慈焕的真实身份,在崇祯几个儿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脚。朱慈焕自供是崇祯第四子,《明史》却记载崇祯第四子为朱慈炤,第五子为朱慈焕。因第五子早夭的事实众所周知,清廷就可顺势摆脱杀害朱慈焕的嫌疑,而进一步坐实康熙四十七年凌迟处死的这个“朱慈焕”是个冒牌货。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可以掩盖一些事实,也可以制造另一些事实。
总之,康熙四十七年的朱慈焕之死,是清朝入关以来“朱三太子”最接近真实的一次现身了。此后,民间仍以“朱三太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但通通都是假托其名而已。
▲影视剧中的天地会,是反清复明的一个地下会党
1644年清廷入关,对明朝臣民宣布:“义师为尔复君父仇。”我们是替明朝复仇来的,明清的共同敌人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这个口号很有迷惑性,一开始颇得明朝臣民的认可,连南明弘光朝都曾计划与清军联手打农民军。
与“替明朝复仇论”相配套的是,清廷多次宣称礼遇和优待明朝皇室子孙。这是顺理成章的,你想啊,不可能我说替你报仇,完了把你全家都做了吧,这样狼子野心全暴露了,还怎样取信天下!
顺治在即位诏中,承诺明朝宗室贵族“首倡投诚,先来归顺,赴京朝见者,仍给禄养”,只要跟了我,你们的待遇不变,跟明朝一样。清军攻克南京后,重申“遇明朝子孙,素从优厚”。
康熙也曾在南巡期间,亲自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看到陵寝损坏严重,无人专职看守,遂表态说:“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
但事实上,由于明朝实行同姓贵族分封制,皇室成员众多,且在各地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南明各政权正是拥戴各个宗室成员建立起来的。所以,清廷对明朝宗室势力颇为忌惮,表面上宣称要优待,要寻访后裔供起来,背地里却对有实力、有身份而可能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明皇室成员采取了斩草除根计划。
怎样不动声色地斩草除根,这是个技术活儿。
康熙拜祭完明孝陵,交代当地寻找明代后裔,地方官最终以“虽经查访,亦难得实”——找了,但明代后裔身份无法核实——而作罢。这是一种人畜无害的说辞,既顾全了皇帝的体面,又不至于真的找个明代后裔供起来,成为民间反清复明的象征。
然而,更多的时候,清廷采用的是“假冒”的罪名,将真真假假的明代宗室成员,一概置于死地。
真身一旦出现,按照清廷宣称的政策,不仅不能加害,还要礼遇优待。这是清廷不愿意承受的结果。因此,不管真假,一概认定为假,这就有了正当杀害的理由,一劳永逸。这就是清廷的如意算盘。上文讲到的所有“明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全部被清廷公开认定为“伪太子”“伪朱三太子”并处死,原因在这里。仅有多铎攻下南京后,一度为了政治需要宣称南京那个王之明是“真太子”,但很快,“真太子”进京后被覆案,重新认定为“伪太子”,匆匆处死。
不仅是各种名目的末代皇子被“打假”,连明朝宗室,清廷也以“打假”之名进行杀害。
明朝永安王宗室朱华塘,封镇国将军。顺治二年(1645年),多铎兵临江南,朱华塘投降后,携清廷恩诏一纸赴湖广招抚,见族中宗室俱已投顺,自己便在九华山出家。后外出化缘,在江西九江被捕。朱华塘当时已经79岁高龄,“衰病垂危”,但清廷仍以“诈传亲王令旨”罪将其处死。一个“诈”字,说明清廷认定这个朱华塘是冒牌货,跟后来康熙时期处死朱慈焕的操作,如出一辙。
明亡后,明朝宗室朱应龙出家为道,改名王道真,暗地里招募英雄好汉,密谋“恢复故业”,后被陕西平凉府捕获。被捕后,朱应龙只揖不跪,自供身世说是“天启东宫太子”。尽管王道真供述东宫太子细节甚详,但清廷仍以“诈称天启东宫”罪将其处死。
但是,问题也来了。
清廷自以为以“假冒”之名可以从肉体上消除明朝宗室敌对力量,却没想到,由于那些“真身”迟迟未被认定,导致后续有无数的“真身”冒出来。“朱三太子”在清朝入关后80年内层出不穷,成为孟森所说的社会反清复明的一种“公名”,正是因为清廷从未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朱三太子”,所以民间始终相信真正的“朱三太子”还活在人间。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官民双方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阐释,各取所需。
假如清廷从一开始就“以假为真”,认定具体的一个人为“朱三太子”,那么,哪怕真正的朱三太子现身了,他也难以自证为真,“朱三太子”这个名号的能量想必就会小很多,不至于折磨了清朝几十年。
尽管雍正中期以后,“朱三太子”再未出没(此时“朱三太子”要在世,已经年近百岁,打他的旗号,有违人寿的常识),但“朱三太子案”后遗症,仍然深深笼罩在雍正心中。雍正在他的《大义觉迷录》中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到了乾隆时期,一个虚构的人物——朱洪英取代“朱三太子”开始走红,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性人物。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中,就主打朱洪英要复兴明朝的点,作为吸纳会众的共同记忆。这也算是“朱三太子”留给乾隆的一个恶梦,终其一生,他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对各种可能存在的聚众谣言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妖术,都十分恐惧,必欲彻查追问到底。
康雍乾在所谓的盛世中,大兴文字狱,说白了也是这种政治性梦魇在作祟。
无论他们如何严苛地打击人心,消灭思想,整个清朝始终无法摆脱统治合法性危机,直至它覆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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