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先生,救国的行动
来源:凤凰网读书 时间:2014-9-4 14:27:37
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抗战在1931年事实性的拉开了帷幕,1937年则全面铺开,中国救亡图存面临深重的危机。抗战的艰难不仅仅显露出中日两国的军力差异,更全方位反映出政治与社会行动能力的差异。
这就使得大批的学者、教授、文人、知识分子加入到救国改造的行列中来。他们不是职业政治家,其中许多人对于政治的理解相当理想化,对于体制变革、改革和军事集团之间冲突的认识也不无天真。这些人身上所表现出的,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国情怀和现代社会积极公民行动意识的糅合体。他们的种种努力,大多未能转化为现实,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也非常轻微,但包括当时的国共两党人士也认为,这些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正在转向现代国家的中国的民意。国民政府时期末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背弃中间阶层是蒋介石政府失去民意支持乃至丢掉政权的重要原因。
新近出版的《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一书,通过记述民盟成员为救国改造、民主建设奔走的活动情况,更为具体生动的再现1939年到1950年间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发端、草创到解散、复盟的历史。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在于,收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用在场者的正式书面表达来让人们认识民盟的民主建设理想。比如,民盟成立之初,其机关报《光明报》的社论、民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张澜和梁漱溟等人的记录,以及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民盟成立时发表的专门社论等,而今读来,不能不让人感慨“从前的先生”对民主进步拯救国家的拳拳赤子热忱。
民盟筹建之初,蒋介石政府并没有提出直接的反对意见,恰恰相反,民盟的建立很可能分化当时的知识分子左翼阵营,这对于国民政府巩固权力是有利的。但当张澜等人直接提出要求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等诉求后,国民政府开始提出更直接的打压。《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书中上编的“先生之风”部分还一一叙述了民盟创建前辈的风采,从陈望道、张澜、邹韬奋、罗隆基、沈钧儒、费孝通、潘光旦,到闻一多、张申府、、胡愈之、刘海粟,这些人在学术、政治(公共)参与等方面都可谓古之君子。也正因为此,民盟创建时尽管受到了蒋介石政府的限制,后者却不敢轻易禁止而开罪整个知识分子阶层。
书中中编“ 设置议程 (1944—1947)”回顾了民盟民主建设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期。所谓“设置议程”,是指民盟成员为代表的中间派民主人士当时积极主动地为中国民主所需的政治协商设置议程。这种努力最终失败,历史也证明,中间派之外的军事集团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认同和共识,抗战结束的内战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避免。尽管如此,民盟的民主努力仍然使得内战没有在抗战结束就马上打响,民主自由解放的理念向全民传播有了切实的时间和空间,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民普遍厌战,内战的发起者蒋介石政府将一开始就很难凝聚士气和民心,最终落得败退孤岛的结局。蒋介石政府的失败,亦可归于背叛民主、民盟。
民主努力永远是有意义的。这本书的编著者张冠生指出,民盟成员设置议程的努力,让协商民主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一个时期的操作常识,这也丰富了协商民主理论,到19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获得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全球许多国家政治家和政治学者的认同,被认为是民主理论的转向,有助于解决代议制民主空心化等内生缺陷。在这一部分的“先生之风”中,不仅有柳亚子等特立独行的民盟先辈、民国先生为民主奔走的往事记述,也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国家教育和民主进步献出毕生心力的轶事记录。
全书下编“风雨如晦(1948-1950)”讲述了民盟解散到复盟的历史。解散不是因为放弃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参与,更没有放弃对民主进步的争取。这期间是国民政府统治末期,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然而民盟前辈不仅需要继续争取民主前途,还承担起抗战胜利后迁回平津原址的大学的教学和学术任务。不同观念、不同学科、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的关口完美的展现了,同样的爱国精神和民主信念以及行动精神。
【责任编辑: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