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母亲为完成丈夫遗愿 花3倍学费给儿子开小灶
来源:现代快报 时间:2014-9-9 12:21:19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从小就在慈母的关照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真正让他在白话文运动中一展拳脚的原因,和他小时候四处搜罗小说有着莫大的关系。
父亲在遗嘱中让我努力读书上进
我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1891年12月17日)。我生后两个月,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
甲午中日战事开始,台湾也在备战区域,恰好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二哥嗣秬跟着他在台东。那年四月,中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得脚气病,后来双脚都不能行动了,才被放行。等到厦门时,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死在了厦门!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母亲听见读信人读到父亲死信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记得这一点悽惨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父亲死时,母亲只有23岁。
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 (我的名字叫嗣穈)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11岁时,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管用了,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大家都知道。所以隔了两年,我就跟三哥出门求学了。
母亲付三倍学费,请老师为我“开小灶”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所以不须念 《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 “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等到读到《论语》下半部时,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秫,比我大几岁。嗣秫承继给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我的母亲管得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来新书屋里去。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很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类学生,每天只是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 “讲书”。我不属于这 “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 “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那些借来的小说,在十几年后派上了大用场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在一堆废纸中找到一本破书。这本破书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 《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看完之后,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讲些什么?后面讲什么?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我的大哥最不长进,要吃鸦片烟,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作伴的。五叔、三姊夫都是吸鸦片烟的,所以也有一些小说书。大嫂认得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后来,我又在三哥的书架上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资高,肯用功,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责任编辑:玉倩】